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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学专题

比较博物馆学研究
发布时间:2013-02-26       发布人:user
比较博物馆学研究Research   of  Comparative Museology)   比较博物馆学是博物馆学分支学科。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历史的角度,对不同国家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博物馆、博物馆体制、博物馆事业发展中的经验和问题等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找出它们的优点和缺点,共同点和不同点,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其任务在于(1)研究一个国家的博物馆学理论与实践对其他国家的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其他国家博物馆理论与实践对这一国家博物馆学理论与实践的影响;(2)对比地研究并无直接联系的两个或几个国家博物馆在类型、收藏宗旨、管理制度、发展趋势等方面的类同和差异。(3)研究博物馆学与其他学科如图书馆学、档案学、传播学的相互关系和异同。

   象比较文学研究一样,对两个国家博物馆之间存在关系的研究可以称之为影响研究,它追求博物馆发展的“经过路线”,既从“放送者”角度探索一个或多个国家博物馆对其他国家博物馆所产生的影响,也从“接受者”的角度研究一个国家博物馆所曾容纳和改造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包括“渊源学”和“媒介学”。“渊源学”在多方面相互影响中探讨博物馆发展的渊源流变,“媒介学”研究各国博物馆之间产生影响的途径和手段(如文字翻译、亲身游历、影视、大众媒介等)。

  并无直接关系的不同国家博物馆在某些方面实际存在的类同和差异的研究可以称之为平行研究。平行研究包括“类型”、“主题”、“管理”等内容。类型研究是研究同一类型博物馆在不同国家中的不同形态及其发展历史,如考古遗址博物馆这一类型在各个国家博物馆事业发展中的不同表现和发展。主题研究是同一陈列主题思想如“生物的进化”等在不同国家自然博物馆陈列中的表现方式。管理研究是研究不同国家博物馆管理体制形成历史。平行研究帮助人们以更宽阔的视野来总结博物馆发展的普遍规律,以概括更丰富的博物馆现象,同时也帮助人们在更广泛的背景上深刻认识自己国家博物馆的独创特点,优点和缺点。

       中国的比较博物馆学研究交织着介绍外国博物馆和利用中外资料进行比较分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根据苏东海的研究要从林鍼开始算起,林鍼1849年写的《西海记游草》中记述了1847年在美国参观博物馆的所见所闻,这本书稿在福建、厦门等地流传,曾为洋务派闽浙总督左宗棠等人注目存阅。嗣后斌椿及其随员1866年以外交官身份游历欧洲,回来后写了“笔记”、“述奇”等文字向国人介绍了欧洲博物馆。康有为在百日维新失败后出走欧洲,在意大利详细考察了博物馆,写成《意大利游记》一书,该书全面介绍了意大利博物馆的保管、陈列、引导、经济、建筑等方面情况。到了20世纪30年代,一些博物馆研究者有了中外博物馆类型对比初步意识,比较博物馆学有了第二个阶段,即分析。在30年代中国博物馆协会青岛会议上,在论及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时,人们注意到中国与外国(主要是欧美)的差异,提出在发展中国博物馆事业时要向欧美学习,发展自然、科技类博物馆。1943年曾昭燏与李济合著的《博物馆》出版,这是在曾昭燏1937年赴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实习报告的基础上完成的博物馆学著作。在叙述博物馆历史时,曾将中国与外国进行了对比,认为中国与西方不同的地方在于,(1)中国历史悠久,文献丰富,而科学不发达,故历代收藏,专重古物,对于科学物品,素加忽视;(2)欧洲各国于18世纪时已确定博物馆应为大众而设,中国直至满清晚世,一切收藏还只供少数人玩赏。曾氏的观点还未来得及产生影响,就因国内形势动荡,包括比较博物馆学研究在内的所有博物馆学研究终止了。到50年代后重新恢复时,博物馆界的介绍对象侧重于苏联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博物馆,研究者在论及博物馆时将关注点放到事业发展而不是理论建设,把比较对象由欧美换成苏联,提出按苏联模式发展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并且在实践上也这样改造旧馆,建设新馆。在博物馆学著述上,傅振伦的《博物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出版)与翻译成中文苏联《博物馆学基础》之间的继承关系是十分明显的。

        如果说60年代以前的比较博物馆学研究处于朦胧时期,还未从学科研究高度认识比较博物馆学,那么到80年代中期博物馆学研究在重新恢复后,一些人相继介绍了东西方各国博物馆资料,比较博物馆学研究条件初步形成,人们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赵灵芝1988年在《中国博物馆》编辑部搞的“如何开展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笔谈)专栏上率先提出开展比较博物馆学研究。作者认为,比较博物馆学的主要任务是(1)研究和掌握世界各国博物馆界的学派和理论;(2)研究和熟悉世界各国博物馆发展情况、问题和发展趋势;(3)研究和利用世界各国博物馆的有益经验;(4)同世界各国博物馆开展业务交流。简单地说,一是“描述”,即全面系统的掌握世界各国博物馆的情况;二是“比较”,即通过中外博物馆情况的比较,寻出规律性的东西;三是“借鉴”,即吸收有益的经验,改进、发展中国博物馆事业。比较博物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比较法,把中国博物馆同世界各国的博物馆进行比较,既进行历史的比较,又进行现状的比较,在比较中揭示比较对象之间的差别、共同点和发展趋势,从而发现它们的发展规律。在比较中,还应注意对影响博物馆事业的各种因素如社会生产、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基础和历史传统等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其对博物馆影响的原因和程度,从而为博物馆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作者在论述比较博物馆学的定义、任务和研究方法之后,把中国博物馆的数量、功能、社会地位、设施等方面同发达国家进行了对比,认为中国处于落后地位。尽管作者的比较实践则有些失于简单和粗线条,但作者对比较博物馆学的理论认识有可取之处,首倡之功功不可没。此后比较博物馆学的研究在中国正式开展起来。

        中国的比较博物馆学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类型比较研究:吴十洲1990年发表《故宫与卢浮宫、艾尔米塔什开放之比较研究》(《中国博物馆》1990年第2期)。最先开展遗址博物馆比较研究。作者比较了中国故宫、法国卢浮宫和俄国艾尔米塔什开放历史,指出这三个博物馆的相同(或相似)之处:(1)都是以王宫为主体建筑、以宫廷收藏为基础的大型艺术博物馆;(2)都是以武装革命为开放契机;(3)藏品规模都十分巨大;(4)开放的主体都是革命党人,客体都是皇宫。不同之处是:(1)从社会形态和革命主体思想武器看,卢浮宫是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蓬勃兴起社会环境下转变为国立公共博物馆的。艾尔米塔什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革命理论深入人心的前提下转变为国立公共博物馆的。故宫则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形态、以孙中山旧民主主义思想为代表的救亡时代思潮下转变为国立公共博物馆的,很明显,中国所处的社会形态和理论基础相对落后和薄弱。(2)从原所有者归宿看,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上了断头台,沙皇尼古拉二世被射杀于伊卡特林堡,清末代皇帝溥仪被废尊号迁出宫禁,就是说中国的革命不彻底。(3)从时间上看,卢浮宫是1793年开放的,艾尔米塔什是1918年开放的,中国最晚,是1925年开放的。(4)从文化传统上看,中国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历史最悠久,封闭意识在博物馆开放之前之后都存在。

      王成1999年撰文《卢浮宫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的比较及相关的思考》(《中国博物馆》1999年3期),认为卢浮宫与故宫还有不同的客观条件,需要进一步比较分析:(1)从建筑上比较,卢浮宫虽然在欧洲建筑史占有一定地位,但并不是欧洲最具代表性建筑。1673年法国国王将寝宫移往凡尔赛宫之后,卢浮宫成了自由艺术家的天下,整个建筑失于管理,一片混乱,到1793年被改辟博物馆时,皇宫已经杂乱了120多年,宫内原状已遭到严重破坏。1872年与卢浮宫相连的杜勒里宫遭火灾烧毁,拆除后始成20世纪的规模,占地16.9公顷,总建筑面积7.5万平方米,其中三分之一被法国财政部占用,是座三四层联成一体的大型石头建筑。故宫则是中国古建筑木构架中规模最大、最具艺术价值、最具代表性建筑,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千古杰作。从1406年开始规划设计至1420年建成,五百多年来历经重修翻建,除局部改动外,整体始终保持初建时的格局与风貌。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现有建筑8700余间,总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其中亦有部分建筑被其它单位占用。(2)从藏品上比较,卢浮宫藏品总数30万余件,包括有古代各时期、世界各地区的大量艺术精品,尤其是以“蒙娜丽莎”、“维纳斯”及“胜利女神”等镇馆之宝为代表的一大批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鼎级艺术精品。其中不少精品几乎世人皆知,卢浮宫是以其藏品优势而不是以宫廷建筑优势吸引观众参观的。故宫藏品总数比卢浮宫多,总数近百万件,除明清帝后们宫廷生活用具外,还有大量的碑帖、字画、金玉、陶瓷、漆器、青铜、珐琅、织绣等,有些属“国宝”级艺术精品。但故宫尚缺乏一批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世界级艺术品。故宫藏品除专业人员外,国人知之不多,外国人知之更少。收藏的中国字画多卷轴装裱,其它多为工艺品,体量小,重量轻,收藏与陈列均占用空间小。故宫是以建筑优势而不是以藏品优势吸引观众参观的。作者对故宫要建造近2万平方米地下展厅的做法提出质疑,认为这种做法与宫廷遗址博物馆陈列原则大相径庭。

        张文立1998年发表《罗马宫博物馆历史地位质疑》(《中国博物馆》1998年4期)一文。响应苏东海“应对半坡遗址博物馆进行更高的历史评价”呼吁,通过英国苏塞克斯考古学会的罗马宫博物馆与中国陕西西安半坡博物馆就成立时间、成立宗旨、独创性比较,指出中国西安半坡博物馆是世界上最早的考古遗址博物馆。作者接着分析了英国博物馆学家肯尼斯.赫德森误认英国罗马宫博物馆是考古遗址博物馆先驱者的原因:一是中国人对自己本国博物馆发展史研究不够深入,二是对外宣传做得不够,在国际性刊物上少有我们中国的声音。

        纪念馆是博物馆的又一个类型。吕济民在《中国纪念馆概论》(安廷山主编,文物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十三章“世界纪念馆的产生与发展”中写到,世界纪念馆的起源是同博物馆同时诞生的,最早的纪念馆也是最早的博物馆。作者比较了希腊缪斯神庙和中国的孔子故居,认为无论是从时间、建馆宗旨还是文献记载的详细程度,中国公元前478年建立的孔子曲阜故居庙堂是世界上最早的纪念馆。

        体育博物馆是现代博物馆的一个新品种,中国体育博物馆是20世纪80年代在国外体育博物馆影响下成立的。如何使体育博物馆适应社会需求,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际问题。王军1997年发表《中外体育博物馆发展现状的比较研究》(《中国博物馆》1997年4期),(1)通过传统体育博物馆与现代体育博物馆的功能模式对比,得出现代体育博物馆具有功能多样化、服务多元化和观众大众化特征。作者认为美国滑雪博物馆、瑞士奥林匹克博物馆、澳洲体育博物馆、德国体育博物馆已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体博模式的转变,而我国体博仍采用传统的收藏、研究、教育为基本职能的传统功能模式,因而不能服务于社会。(2)通过罗列中外各个体育博物馆经费收支表,作者指出中国体博的经费来源,除政府投资及少量自收外,还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与体育事业的整体协调。目前的收支平衡是“看门子,守摊子”低水平的均衡。而国外体博的经费来源主要是以政府、社会、自收相结合方式,做到收支平衡并略有盈余。其收支平衡是既可维持基本生存,又能保证事业发展的平衡。(3)中外体博的组织管理体系的比较。作者指出中国体博属于国家体委的事业单位,是一元化管理体制。体博缺少自主权,对上级负责而不对社会负责。缺乏市场机制。外国采用事业、社会、企业多元体博,因此是多元管理,博物馆服务与经营相结合,既对主管部门负责,也对社会负责,服务对象多元化。(4)中外体博藏品的比较。作者通过列表方式,说明中国体博与澳洲体博、德国体博、瑞士奥林匹克体博相比藏品数量是最少的,质量也不高。在社会转型期文物正常来源渠道还未建立起来。而西方因有文物捐赠免税法律做前提,藏品来源主要靠捐献,另外有一定的征集资金,所以以捐赠为主、以征购为辅的正常藏品来源渠道已经形成。(5)中外体博本身研究比较。中国体育史的研究在体博研究中发展良好,但体博其他研究落后,仅仅停留在介绍水平上,研究人员也少,更缺少发表研究成果刊物。外国体博研究一般为体育史研究与体博研究相结合,以体博研究为主导,有专门的学术刊物和一批研究人员,对研究人员分工定岗。(6)中外体博陈列的比较。中国体博陈列以“静”为特征,内容类似体育史教科书,形式上照片、文字比重大,基本没有声、光、电设备,没有观众参与项目,且长期不更新。展览前不宣传,展览后也不出版资料。外国体博陈列以“动”为特征。经常更新展览内容,展览形式上采用多种艺术手法和声、光、电设备,有大量观众参与项目。展览前动用各种媒体进行宣传,展览后将展览内容与图片汇集成画册和制成录象带、影碟和多媒体光盘出售。(7)中外体博从业人员比较。从总人数看中国体博并不少,仅次于奥林匹克博物馆位列第二,但受过博物馆学专业训练的专业人员太少。国外体博总人数少,但受过博物馆学专业训练的人员多。这篇文章是作者的硕士论文的一部分,援引了外文原文资料。

       管理比较研究:栾兆鹏1989年发表《对中美博物馆几个问题的比较研究》(《博物馆研究》,1989年3期),从博物馆类型、资金来源、陈列方式、人才队伍、博物馆对外联系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作者认为,类型上中国不如美国博物馆类型丰富、资金来源上不如美国渠道多、陈列上不如美国手段活泼、人才队伍上整体不如美国学历高、对外联系上不如美国广泛、深入。  殷志强1991年发表《中日美三国博物馆机构设置比较》(《中国博物馆》1991年第二期),对不同国家博物馆的机构设置进行比较。作者首先进行历史回顾,认为1949年以前,中国的博物馆机构设置大多学欧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博物馆的机构设置又学苏联。而苏联的业务部门分陈列、保管、群工的机构设置方式存在的不足是责权分离、职能分割和人与物脱离。作者介绍了日本、美国的博物馆机构设置后认为,首先按藏品数量对中国的博物馆进行分类:10万件以上藏品的为大型博物馆,应参照美国博物馆的方法,将藏品分类(按时代、按质地、或按地区、性质等),然后按类建库设部,每个业务部门拥有自己的库房和展厅,形成征集、保管、陈列、研究、出版、社会教育一条龙。5万件以下藏品的为小型博物馆,应参照日本的做法,将藏品征集、保管、陈列、研究、出版由文物研究部全权负责,再设教育服务部,负责教育接待工作;设办公室负责全馆管理、安全事务;设技术部,负责藏品的修复、保护等业务。5万件以上的为中型博物馆,中型博物馆如何进行机构设置,作者没有阐述自己的观点。

       吕建昌1994年发表《美、日、英、法国家的博物馆宏观管理》(《博物馆研究》1994年2期),对不同国家博物馆的宏观管理进行比较。作者首先给出博物馆宏观管理定义:所谓博物馆宏观管理,是指国家对全国范围博物馆的管理,也就是国家从大计方针、从博物馆事业发展的规划指导、协调和监督等方面,对整个博物馆事业进行总体管理。作者通过比较认为美、法、英、日四国的博物馆宏观管理代表三种类型:美国是非集中管理型代表,法国、日本是集中管理型代表,英国是半集中管理型代表。日本与法国的集中管理又有所不同。日本的国立、公立博物馆统归文部省社会教育系统管辖,国家博物馆由中央教育委员会直属,地方博物馆分别由都、道、府、县各级地方政府的教育委员会管理。这些不同类型均与各国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传统有关。美国私立博物馆发达,全国没有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与美国国民经济已私有经济为主有直接关系。法国博物馆多数是国有的,国家对博物馆实行集权式等级管理,与法国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和法国中央集权传统有关。英国博物馆管理受君主立宪政治体制影响,是最早制定博物馆法的国家。日本在近代向西方学习过程中认识到博物馆,强调博物馆的教化国民作用,因此博物馆统归文化教育委员会系统之下。

       收藏比较研究:1994年苏东海就中国博物馆馆藏数量与美国华盛顿国立历史博物馆和俄国艾米塔什博物馆馆藏数量进行对比,认为以往的“文物大国”、“文物大省”、“文物大馆”口号缺少科学性,中国博物馆藏品收藏量并不够成丰富,应该增加文物忧患意识。该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上,虽然短小,但苏东海在博物馆学界的权威地位,使这个观点在超出文物博物馆界之外的社会各界引起反响,许多报刊进行转载。

        私人收藏与公共博物馆有着密切联系,博物馆学研究对象包括私人收藏活动历史。王晖1994年发表《西方精英文化形态的艺术收藏及其对现代艺术博物馆之意义》(《中国博物馆》1994年2期),在论述了什么是精英及其精英文化在收藏上的共性之后,作者从几个方面用比较的方法分析了中西精英收藏的不同,认为(1)中国精英排斥自然物的收藏,重在书画和具有证史、补史金石收藏;西方精英则广容并蓄,不仅收藏艺术品,而且还对来自异域各种自然物和人工品有极大收藏兴趣。(2)中国精英的收藏是家族权威的象征,藏品是作为权力、世系和财富的象征物;而西方的收藏是作为个体精神的体现,藏品既是财富、权力的象征,更是一种“知识”和“经验”。当作为个体的人生命结束之前,许多私人收藏者将个人收藏以遗产或礼物的形式捐献给社会(而不是留给后代)。(3)中国精英收藏具有“秘不示人”特点,而西方在政治上继承了希腊民主精神,艺术品收藏同上流社会开放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有密切关系。沙龙既是上流社会任务聚会的场所,也是最初公开陈放艺术品的地方。由于中西方精英收藏意识的差别,导致西方在精英文化阶段已有公开的艺术博物馆,而中国则没有。不但如此,这些收藏观念同艺术品一道被继承下来,仍然影响着后来的艺术博物馆。需要指出的是,王氏第一个观点早在40年代曾昭燏先生就提及到了,王氏在剖析阐发上略深入些。

       博物馆与其他文化艺术比较研究: 陈曦1999年发表《电影与陈列比较研究的启示》(《中国博物馆》1999年第1期),作者认为电影与博物馆陈列都属于视听艺术并以视觉艺术为主。两者相似之处是:(1)在制作程序上都要经过三阶段,第一阶段是筹备阶段,陈列在此阶段是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电影在此阶段是编写文学剧本和分镜头剧本。第二阶段是制作阶段,陈列在此阶段是施工制作;电影在此阶段是实地拍摄。第三阶段是后期工作,陈列在此阶段是现场布展,电影在此阶段是剪辑和混录。(2)都是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两者的不同之处是:(1)电影拍摄过程中是以导演为核心,导演对影片拍摄负全责,导演是一位拥有全面的思想艺术修养和善于与各种不同专业合作者打交道的人。陈列制作则没有一个类似导演的领导者、组织者和指挥者,也没有或很少有一个象导演一样拥有多方面知识和才能的人。(2)电影有一个既包含拍摄内容又包含拍摄方法以及配音等的分镜头剧本,陈列虽然有一个由陈列人员编定的陈列大纲,但它只是一个陈列主题加展品的文字本,没有任何关于形式设计的内容。(3)陈列管理体制仍是计划管理体制,电影则按市场化方式运作。作者在论述上拿个别当一般,前后矛盾,前文说相似之处时说博物馆有形式设计,后文说不同之处又举例说博物馆没有形式设计的内容——在大纲上。

 

      综观20世纪中国比较博物馆学研究历史,前80年可以说是初始时期,对外国博物馆的持续介绍与中国本土博物馆的成长有着直接关系,这种介绍同时也为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基础。真正开始比较博物馆学研究是从80年代末开始的。尽管有些研究存在简单、粗线条和论述不严谨问题,但毕竟有了开端。在类型比较研究、博物馆史比较研究上取得突出成绩。比较研究要向标准化方向努力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研究者至少通晓一门外语,以便从外国文献本身(而不是通过翻译材料)出发进行两个国家的博物馆理论与实践进行对比。而目前做到这一点在中国博物馆学术界还是少数人。从目前发表的文章引文上看,能够援引外文的仅有三人。而用外文写作比较研究论文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还未有先例。另外,无论是资料方面还是方法学理论方面,都还有一系列有待于解决的课题。例如外国比较博物馆学成果的系统介绍,关于“可比较性”的标准,比较博物馆学独立的方法论体系,比较博物馆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联系,同一国家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博物馆异同研究是否属于比较博物馆学范围,等等,都需要深入细致地进行研讨。这些问题也正是预示着比较博物馆学21世纪发展的广阔前景。

   (史吉祥)

   主要参考文献:

(1) 王宏钧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0年。

(2) 南京博物院编:《曾昭燏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1999年。

(3) 苏东海:《博物馆的沉思》,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1998年。

(4) 苏东海主编:《中国博物馆》各期。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1985—1999年。

(5) 吕济民:《守望历史》,北京,华艺出版社出版。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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